玉辟邪的制作,始于汉代。玉辟邪的出现，一方面是受我国原有异兽神话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西域有许多关于异兽的传说流入东方，西域一些动物也被带到中原。
《博物志·异兽》记载:“汉武帝时，大苑之胡人有献一物，大如狗，然声能惊人，鸡犬闻声皆走……虎见此兽则低头著地……而此兽见虎甚喜，舔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后汉书·班超传》中也说:“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贡奉符拔狮子。”
这些异兽送来中原,深藏宫苑,很少有人见到,经过辗转相传,到成为玉器艺术表现题材时，就被神化为有翼之兽,人们便称之为“玉辟邪”。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东汉玉辟邪
辟邪本不是动物名称,徐陵《齐国宋司徒寺碑》:“摄乱以定，辟邪以律。”辟邪指辟除邪祟、邪说。由于神话、民间传说中的异兽往往都被赋予祥瑞、忠勇和先知的本性。
如《续博物志》所说:“崇丘山有鸟，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飞……见则吉良,乘之寿千岁”“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所以人们索性称这些异兽为“辟邪”，也有称之为“天禄”，或称之为“獬豸”。
进而以为使用这些具有神异传说的异兽玉雕(玉本身也被人认作有灵性的神物)，更能表现出祥瑞气氛和神灵本性，因此，异兽、异鸟在玉雕中就成了常盛不衰的题材。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东汉玉辟邪
最近几十年以来，有关玉辟邪之器，在汉魏墓和遗址常有发现。其中著名的有陕西省西汉帝陵附近出土的两件、陕西省宝鸡市东汉墓出土一件等。此外，在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中，亦有多件早年出土的传世品。
西汉帝陵附近出土的两件，是迄今所知出土物中最早者。一件高5.5厘米、长7厘米、宽4.5厘米，重154克，玉辟邪的材质是非常典型的新彊和田白玉籽料，表面局部带有少量天然黄褐色玉皮。玉辟邪的造型呈蹲姿，昂首前视，张口露齿，头有双角，口下有羊须，长曲尾拖地，身饰平行阴线和小圆圈纹，呈挺胸的半伏半立状。
咸阳博物馆藏西汉玉辟邪
咸阳博物馆藏西汉玉辟邪（局部）
另一件玉辟邪呈俯卧状，昂首挺胸，张口露齿，舌上翘，下颚胡须垂至胸前，身披羽翼，以浅刻阴线表现腿部和羽翼处毛纹，整体肌肉感强。该玉辟邪采用了镂空透雕、高浮雕和线刻等技法，充分表现了辟邪捕食前机警凶猛的神态。
咸阳博物馆藏西汉玉辟邪
咸阳博物馆藏西汉玉辟邪（后部）
至东汉章帝时期，随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更加频繁，安息国（今伊朗）派使臣给汉章帝刘桓送来的礼物就是狮子。《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遣使献师（狮）子、符拔。”
东汉玉辟邪在西汉治玉工艺的基础上，使得中国化的辟邪形象更趋于定型。东汉玉辟邪的形体修长，肌骨发达，不作健步如飞状，而作悠闲漫步状；四肢高抬，更具力量和气势；仰天怒吼，张口嘶叫，给人肃然起敬之感；双翼加长，从肩部一直延展到后腿部，更显神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东汉玉辟邪
台北故宫博物院就馆藏有一件东汉玉辟邪，其以青白玉琢成，昂首张口，似在低吼。跨步游走，双翼虽贴于身侧，却做蓄势待发状。玉辟邪颔下长须垂胸，长尾曳地，器宇非凡。因曾经深沁熟盘，甚至再被染色，所以表面多有深浅褐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东汉玉辟邪（局部）
这是目前所知的汉代玉辟邪中体积较大的一件。它的口吻较长，有似马脸，与常见的短口吻似虎脸的辟邪不相类似。这件玉辟邪曾为清高宗乾隆皇帝重要的玉器收藏，玉辟邪的胸前刻有乾隆御题诗，宫中造办处还为其专门配制有双层紫檀木座，上层刻有“乾隆御玩”，下层刻有与辟邪胸前相同的御题诗，刻字的部分还嵌有银丝。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东汉玉辟邪（局部）
玉辟邪在两汉时期最为流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偶有发现，但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纷起，玉器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此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达到两汉时期的水平。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南北朝玉辟邪
天津博物馆藏南北朝黄玉辟邪
玉辟邪自唐代以后较为少见，其传世数量和质量都呈整体下滑的趋势，这同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尤其随着宋代玉器进入民间，中国玉器的发展一方面呈现出更为普及的蓬勃发展局面，另一方面民俗特征浓郁的玉器大量产生，玉器的理性化和规范化逐渐趋弱，因此制作工艺相对复杂而精致的玉辟邪数量锐减。
宋代玉辟邪
明代玉辟邪
到了清代，尤其清乾隆年间，随着玉器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玉器造型极其丰富，基本涵盖了古代玉器的方方面面，种类数量极其繁多。玉辟邪这种传统玉器形制在清代也复以新的形式出现，其制作工艺同样体现出清代治玉的特点，即工艺细腻、造型规整，充份体现了清代治玉杰出的成就。
清乾隆白玉辟邪摆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