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时代时玉雕童子特点

在传世文物当中，有着大量衣着各异、形态不一的玉雕童子。由于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这类作品极其相似，考古发掘材料中又未见有玉雕童子出土，古文献中也很难见到有关琢制玉雕童子的记载，因而，鉴定工作亦有一定的困难。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一批古代玉雕童子，其中有一组确系宋元时代的作品，研究这组玉雕作品，对了解玉雕童子的制造历史，推动鉴定工作的开展是不无益处的。

玉雕童子制作年代

由于缺少科学发掘的同类作品作佐证，确定这组童子的制作年代，便只能依据绘画、雕塑、瓷器及现已掌握的玉器的时代特征来综合考察鉴定。经过鉴定，初步确定这组童子分别为宋、辽金、元等时代的作品。各时代的作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宋代玉雕童子

第一类为仿唐代飞天童子，例如青玉披帛童子，长5.2厘米，宽3.8厘米，厚1.3厘米。童子身穿交领长衫，肥裤腿，呈侧卧状，一腿伸直，另一腿后踢，左臂曲于胸前，右臂插于腰际，双手持长披帛，弯转飘绕于上体，形似唐代玉雕飞天。过去，曾有人视此件为唐代作品，主要依据是它的布局与唐代玉雕飞天相同。但是把它同唐代玉雕飞天认真比较，则能看出它并不具备唐代玉雕飞天的特点。唐代玉雕飞天的基本特点是：脸形较胖；上身多为裸体；衣褶多而长，呈弧状，有些还裹在身上；身旁缀以三岐云。近年来，东北地区发现了金代石雕飞天，说明飞天类作品在唐以后仍广为流行，不过艺术风格已有改变。同时，金代石雕飞天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鉴别同类艺术品的重要依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青玉披帛童子，既不具备以上列举的唐代飞天的特点，也不同于金代的飞天人物造型，其刀法古拙，沁色深重，观其形制，去唐不远，确定为宋代应是无疑的。

图一宋仿唐代飞天童子长5.2厘米，宽3.8厘米，厚1.3厘米青玉质，通身有褐色沁。为圆雕，作侧卧状披帛童子。童子大眼直鼻，额顶留发髻。倒八字眉，上身穿交领长衫，下着肥腿裤，双手持飘绕长披帛，一腿直伸，另一腿略翘起，形似飞天。

第二类为攀枝童子，例如白玉攀枝童子，白玉质，有褐色沁斑，施圆雕技法。童子头顶留发一撮，脸较平，三环式开脸，眼、鼻、嘴凸起。肩部有一披风，长带结于背后。赤膊，手腕带镯，双手攀一枝。枝在童子头部分杈，长杈后弯，一长叶自童子后背垂下，夹入腿间，弯于臀下。在宋代，童子攀枝作为一种吉祥题材，已普遍应用于艺术品中，生活中亦有仿行。

第三类为行走童子，例如白玉行走童子，童子后脑极大，向后呈椭圆状，头顶双发辫分向左右。一手横于胸前，另一手于身后持一球状物。身向前倾，穿无领对襟衣，敞胸，背后结一绳结，外衣刻有“*”形纹，细袖。手只有形，并用几道简单的阴线表示手指。肥腿裤，裤饰“”形斜方格锦纹。两腿一前一后如奔走状。这类作品，宋代较多，一般童子手中都拿有玩具，以持球为常见。这件童子的头形，上半部大，下半部小，颅顶圆而后脑凸出，头型与1958年镇江出土的宋代泥塑童子相同。所穿宽边对襟敞胸衣，在宋代瓷器童子图案中亦属多见。据此，这件玉雕童子定为宋代作品，似不会有什么问题。据文献记载，打球本是宋代军中游戏，后又发展到民间，且为儿童所喜爱。宋代民间的踢球活动，在宋代文人笔记中有所记载。宋人画有拍球图，《事林广记》中画有元人踢球图。由图而知，当时的球面是用几块皮子缝制的。传世宋代玉雕童子所持的多是这种球。

第四类为执荷童子，例如白玉执荷童子，高7.2厘米，宽2.8厘米，宽边对襟衣，衣上饰“”形斜方格锦纹，细袖。手似带镯，腹前结带，带飘向身后。大肥腿裤，下露双脚，手举荷花于头顶，荷叶上有细线叶脉。

图二宋白玉执荷童子高7.2厘米，宽2.8厘米玉呈暗白色，雕一童子，着细袖衫、肥裤，外罩一长马甲，马甲上刻方格“米”字纹。童子头向左侧，露右耳，双手举莲花一枝，花朵置于头顶。五官表现简单，以少量的短弧线表示衣纹。衣、裤、马甲等装束在同类作品中多有出现。

宋代玉雕持荷童子很多，这与流传的佛教故事“鹿母莲花生子”有关，也是当时社会生活在玉雕艺术中的反映。据文献记载，北宋都城汴梁有七夕前后折荷花、荷叶的习俗：“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又少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东京梦华录》卷八)这一时俗到南宋时仅见于儿童：“市井儿童手执新荷效摩罗之状。”(《梦粱录·七夕》)“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执荷叶，效颦摩罗。”(《武林旧事·占巧》)据此可知，玉雕童子手执荷花，正是这一时俗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

宋以后，历代玉匠仿效这一题材，制作了许多玉雕执荷童子。在不了解宋代童子雕琢特点的情况下，用鉴别荷叶、荷花的方法，能较准确地从众多的玉雕童子中鉴选出宋代作品。1974年，浙江衢州出土了一件宋代玉雕荷叶杯，此杯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南宋玉雕荷叶、荷花纹饰特点：杯为荷叶形，杯内荷叶脉络由单阴线构成，呈伞状直线向外放射，至顶端分出短直线杈。杯柄雕成折合荷叶形，状如蚌壳，边缘呈齿状。叶脉由单阴弧线刻成，自中心向外放射。荷花花心较大，如莲蓬状。这三个特点，在宋代其他玉器和瓷器中也表现得很突出，所以可作为鉴别宋代玉雕的重要依据。上面列举的白玉执荷童子，依据荷花童子的衣着特点，可定为宋代作品。

第五类为舞蹈童子，例如白玉练武童子，高5.5厘米，宽3.2厘米，圆脸，方鼻，额顶一撮发，脑后长发。穿圆领衣、肥裤。右手上举于头侧，左手握拳抱于腰际，左腿前弯，右腿于左腿下踢出。这件作品，在开脸、衣褶处理及雕琢方法上同前四类风格一致，无疑也是宋代作品。作品刻画的童子练武动作，可能是当时戏剧舞蹈中的动作。宋代，童子戏和童子舞很流行，《都城纪胜》等书中多有记载。目前出土的宋代泥塑舞童已为数不少，玉雕中有这类作品是很自然的。

图三白玉练武童子青白玉质，有绺及褐色沁。人物身着宽敞衣服，头戴长帽，面带微笑，作奔跑舞动状。人物刻画简洁，生动传神，类似宋元书画中的婴戏图。

二、辽金玉雕童子

这组玉雕童子中具有较鲜明的辽金时代特征的作品，仅有骑鹅童子一类。例如青玉骑鹅童子，高5.4厘米，宽3.3厘米，玉质已沁成土黄色，局部呈褐色。童子穿圆领衣，衣褶长而微曲，用阴线雕出，窄袖。童子骑于鹅背，双腿屈于鹅身两侧。脑顶部无发，额头两绺长发分向左右，自耳背垂下几抵于肩。所骑之鹅，曲颈，垂头，长喙贴于颈。童子右手持花一枝，扛于肩上，花为四瓣形，边缘呈齿状，大花心。作品沁色深重，可见制造年代久远。鹅的雕法与金代玉雕春水玉鹘捉鹅的风格相同，其时代当不晚于金。又童子的发式与库伦一号辽墓壁画中契丹人的发式相同，因而很可能是辽代作品。

图四辽金骑鹅童子白玉质，有黑褐色沁。人物体态丰满，手持一个莲蓬，骑在鹅背之上，神态自然，造型简洁朴实。

三、元代玉雕童子

元代作品很多，现选择三件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作品介绍如下：

第一件为戏傀儡童子，高6.5厘米，宽5厘米。镂雕山石，山石背面玉质极白，中心部位雕浮云一朵。山石前有树一棵，细枝大叶，结有十果，果上各有一阴刻“十”字。树干利用玉皮原有黄色巧作而成。树下二童子，左边一童子穿对襟宽边外衣，敞胸，跨下一玩具马头，右手扬鞭，双髻结于两耳之上，小嘴，楔形鼻。右侧一童子亦穿宽边对襟衣，敞胸，一足踏地，另一足抬起。左手执一傀儡。傀儡起源很早，宋代傀儡戏已相当流行。

这件玉器背面所刻云纹有鲜明的元代风格，玉表面多留玉皮颜色，亦为元代玉器的特征。尤其明显的是树上果子表面都刻有“十”字，与金元时代某些玉器上松球的雕法相同，因而该作品宜定为元代制作，当然也不排除其时代早于元代的可能性。另外，童子所跨的玩具马头，一般后面接有轮子，马身则不易见到，这种玩具在元代已出现。

第二件为白玉行走童子，高7厘米，宽3.5厘米，鼻略呈三角形，头顶三绺发，一绺居中，两绺分向两边。短颈，身穿无领对襟衣，敞胸，上衣饰“*”形纹，肥裤腿，一长带自腰部拖下。两腿一前一后呈行走状，手带镯，细袖，袖口同手一样粗，一手胸前扶襟，另一手举鞭，鞭甩于脑后。《蒙鞑备录》记载元人发式：“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解释：“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剪短散垂。”这件玉雕童子衣着及雕法同前面所举宋代童子相似而略有变化，发式与所谓小儿三搭头近似，因而应定为元代作品。

第三件为白玉系带童子，高4.1厘米，宽2厘米，褐色沁。直鼻、小嘴、脑后两撮发，头顶一撮发，发上有一阴刻“十”字。身穿长袍，腰系长带，腰带之身后部分有五节，似带板，腹前打结。袍两侧下摆向后卷，并有螺旋形阴刻饰线，细袖。腕部似带镯，右手置胸前，左手持瓶(又似葫芦)举于脑侧，瓶口向下喷出云雾，云雾呈重叠“人”字状，两端向外翻卷。这件作品保留了大量宋代艺术风格，尤其云纹酷似宋、金时代工艺品的装饰云纹，但袍后所饰螺旋线同元代龙螭所饰纹饰相同，发顶的十字纹及发式则更接近于元代，当为元代早期作品。

图五元玉持花童子宽3.5厘米，高7厘米玉料青白色，间有褐沁。童子圆雕，身穿短衫，一手持花，一手托罐，双腿交迭，面带微笑，发髻中分。

玉雕童子流行的社会背景

宋元时期玉雕童子种类之多，反映的生活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除前面列举的几种之外，尚有架鹰、蹴鞠、博古等题材的多种玉雕童子。这类玉雕制品的流行有它的社会背景：

第一，工艺品向市俗化方向发展。宋统一全国后，结束了自唐中叶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出现了全面复兴、繁荣的新形势。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日益增长，这一变化反映到艺术领域，便是民间艺术的迅速发展，工艺品的制作向市俗化的方向发展。

唐以前的工艺美术，多以帝王显贵和地主为服务对象。至唐代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变，但直接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仍很少。到了宋代，市民阶层的消费水平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特别是对各种工艺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宋代许多工艺品就是专门为市民阶层生产的。《东京梦华录》记北宋都城汴梁“及州桥之西……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及有使漆、打钗环、荷大斧斫柴，换扇子柄……举意皆在目前”。《武林旧事·小经济》记当时杭州小商品中有“纸画儿、扇牌儿、印色儿、诸般儿、屋头挂屏、剪镟花样、转鸽铃、风筝……”等各色工艺品，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市民生产的。玉雕童子中执球、执荷、行走等题材的出现，就是当时工艺品向市俗化发展的一种表现。

第二，童子题材在艺术品中广泛采用。在工艺美术向市俗化发展的过程中，童子题材因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它所表现的生动、活泼、吉祥、喜庆的审美情趣，不仅为广大的市民阶层所欣赏和喜爱，而且亦为上层社会所接受。因而，童子题材的各类艺术品，日渐拥有广阔的市场。

宋元时期，工艺美术创作以童子作题材的已相当普遍，如宋人李嵩的名作《货郎图》，逼真地描绘了一组观看、争购玩具的童子。宋人《闹学图》则以洗炼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学校里顽童闹学的情景。宋瓷中更出现了大量以童子为纹饰或造型的器皿，而泥塑童子、金质童子、玉雕童子等也应运而生。童子题材的作品不仅流行于市，而且出现在宫廷服饰上。《宋史·舆服志》载：“……宋制尤详，有玉有金……各有等差。玉带不许施于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其制有……荔枝、师蛮、戏童、海捷、宝藏……”

童子题材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是磨喝乐的制造。《东京梦华录·七夕》记北宋都城汴梁：“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值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其注引金盈之《醉翁谈录》四：“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之"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