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遗址，距今5800—53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一处超大史前聚落，总面积超过220万平方米。从凌家滩出土的千余件精美玉器可以看到，此地的玉器直接影响了良渚玉器，对商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凌家滩及其周边文化区的位置。（图片来源：吴卫红、刘越：《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
▲凌家滩遗址。（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1985年12月的一天，凌家滩村民万传仓的母亲去世，村民们在村北上岗顶部挖圹做坟时，发现了一批玉器、石器和陶器，并于次年春交到含山县文化局。这批器物共51件，其中玉器26件、穿孔石钺12件、石锛13件。
含山县文化局将情况上报安徽省文物考古所，考古所派杨德标和张敬国前往凌家滩进行考察。经考察，他们认为，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器、石器、陶器比较少见，玉器大多以鸡骨白透闪石为主，有的器形属首次发现；石器光亮照人、器形规整，钺、斧、凿等器物的刃口没有发现使用痕迹；陶器胎较薄，火候较低，泥质陶居多。凌家滩遗址地下可能埋藏有重要遗迹。
1987年，由张敬国负责，会同巢湖地区文化管理所、长岗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对凌家滩遗址进行试掘。这次发掘共清理4座墓葬，发现大批形状奇特、工艺复杂的玉器和石器，确认这里是一处史前时期墓地。这为20世纪80年代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1990年，牟永杭、吴汝祚根据苏秉琦先生的提示，以80年代红山、良渚的发现为主，兼顾凌家滩新发现，提出了中国“玉器时代”的观点。
于是，在中华文明中从未被记载的这颗史前明珠逐渐被大众认识。
凌家滩玉文化有多发达？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图片来源：安徽省博物馆官网）
凌家滩玉器工艺具备后世玉器制作的各种技术。线切割是当时最主要的切割技术，片切割已有一定程度运用。多种钻具交替使用以加强钻孔深度，这是一大创新。以线锼为特点的镂雕技术开启新风，刻槽、拼接、掏膛等技术在同时代诸文化中也较先进。
凌家滩玉器种类丰富、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大多具备随葬礼仪性质。
▲坐、立姿玉人。（图片来源：安徽省博物馆官网）
目前，凌家滩出土的玉器有一千二百余件。类型以环形器（环镯、小璧）、半环形器（玦、璜、珩）、管为主。还有半球形、月牙形等状的饰品，应是利用边角料加工而成。这些小饰品可能是作为附属物与服饰、仪仗用品配套使用。另有玉人、玉龙、玉龟、玉鹰、玉虎及神秘的刻图玉版。
▲刻图玉版。（图片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
这件长方体刻图玉版出土时被夹在玉龟背甲与腹甲之间，仅11厘米长，规整精致。中间凸起的位置是玉版的核心，整个刻图分内、中、外三个层次，最内层是一个八角星纹，用一个小圆圈围绕。中间层是8个大致相等的圭型图案，再用一个较大圆圈围绕。外层有4个圭型图案，圭尖指向玉版的四角。
有学者认为，玉版与玉龟同出的现象，与文献记载的“元龟衔符”、八卦有关；也有学者根据圭型图案指示的方向与边缘的不同钻孔数，认为这一现象与方位数理有关；还有学者认为与天文观象授时有关。但因玉版图案复杂，它的具体含义已难分辨。不过，后世盛行的天文、方术中所使用的一些实物与它相似，比如日晷、木式盘等。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的地盘布局，也与它十分相似。
凌家滩玉器在史前玉文化圈的地位
过去学者将红山、凌家滩、良渚称为史前三大治玉中心。
凌家滩文化玉器与红山文化玉器的关系神秘难解，因为两种文化中的不少玉器具有相似性。2007年之前，多数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影响了凌家滩文化。但随着凌家滩顶级大墓——07M23号墓玉龟形器的发现，部分学者开始认为，有可能是凌家滩文化影响了红山文化。另有学者认为两者玉器的相似性是凌家滩人到红山学习后的结果。
▲凌家滩、红山、良渚玉鸟比较。（图片来源：吴卫红、刘越：《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
▲凌家滩、红山、良渚玉龟比较。（图片来源：吴卫红、刘越：《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红山文化玉器发达是在晚期阶段，距今5500-5000年间，与凌家滩文化的玉器年代相近。因此，二者的关系更多的可能是共时互动。
凌家滩石器也很发达，只不过没有玉器那么耀眼。凌家滩的玉、石制作，晚期沿长江向东、西两个方向大规模辐射。良渚文化早期、薛家岗文化晚期分别承袭其理念。良渚早期文化突出“以玉为尊，以石为辅”，薛家岗晚期文化则是“以石为主，以玉为辅”。
凌家滩玉器影响了良渚玉器。以瑶山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早期玉器，具有凌家滩文化风格。与凌家滩相比，良渚早期玉器受尊崇程度更胜一筹，礼仪内涵更加丰富，玉器种类、工艺、使用方式都达到了史前巅峰。
以千年时间的宏观维度考察，玉文化呈现由东向西的传播过程。距今四千多年前，东部地区玉文化衰落，齐家文化玉器大放光彩，不仅有玉璧、玉琮、多璜联璧、玉锛、玉凿等器形，还有其他区域少见的有领玉璧、牙璋等极为精致的器形，最终汇入商周文明，成为重要的礼仪用器。
凌家滩文化的历史意义
凌家滩文化在中国史前文化剧变、社会复杂化加速的历史潮流中，经历短短四五百年发展，以极具特色和高端技术的玉石器生产独树一帜，开创一系列新风，传承并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凌家滩遗址07M23墓穴中出土的重达88公斤的大玉石猪，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猪形玉雕。（图片来源：新华网）
尊玉理念的发展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过程，约5500年前，在中国东部地区大范围兴盛起来，并逐渐形成了稳定、特殊的文化内涵。无论是“唯玉为葬”还是“玉殓葬”，都表达了一种礼仪精神。凌家滩文化以玉或美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具体器物上表现非常突出。
▲玉龙。（图片来源：安徽省博物馆官网）
凌家滩玉文化对商周产生了遥远的影响。无论是石料的选择，还是造型的创造，凌家滩文化给后世盛行的中国玉文化传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除玉玦、管、环镯等常态饰品外，玉璜、小系璧、瑗等成了商周时期广泛流行的贵族重要饰品。逼真的龙、虎形象也被后世所承袭，特别是片状的龙形象与汉代玉龙十分相似。凌家滩文化各种复杂组佩的出现为商周时代的组玉提供了遥远的渊源。多件玉璜穿系而成的组璜、多件环镯穿戴于手臂，以及在棺内头脚两端放置成组的玉质棺饰等，在商周时代都能够找到类似的理念与现象。
凌家滩文化中晚期已经具备了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明显，等级差距加大，尊崇神权，属于“古国时代”的最早期。凌家滩区域中心的形成、发展融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等特点的体现。
(作者简介：吴卫红，凌家滩考古工作队原领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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